“我是詹姆斯·邦德”

人们纪念张国荣的时候，常常会提到一件他的轶事，他来内地拍电影，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，通常会说“我叫张国荣”，而不是“我是张国荣”。

一字之差，两种为人的态度。在陌生人面前，“我是”是一种对自己的高估，许多骇人听闻的自我评估，其实也就从面对陌生人时的“我是”开始。但“我叫”是不是好一点？那又未尝不是对自己的低估，一个人如果已经可以使用“我是”来介绍自己，却还是用“我叫”，更是有刻意之嫌。问题在于，当事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，不知道该怎么起头才好，总之是左右为难。

女诗人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有则著名的轶事，这则轶事出现在玛丽·福·桑德斯为罗塞蒂写的传记里，一次茶会上，人们以轻浮随意的态度谈起了诗歌：“突然，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娇小女人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一步一步走到房子中间，神色庄严地向全场宣告：‘我是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！’说完，她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”

此时，这个名字，与诗歌的尊严有关，与她在词语的炼金术中呈现的天赋、耗费的时间有关。

“我是”的确需要太多积累，需要耗费时间来成就。所以，黄舒骏在《改变 1995 》里这样唱：“成龙终于用英文兴奋地跟好莱坞说 i am jackie chan 。”“终于”二字，说明了一切。

另一种可能是，“我是”或者“我叫”都不管用，命名的主动权被别人夺走了。尼克·凯夫的歌《野玫瑰盛开的地方》里，女主人公幽幽地唱着“人们叫我野玫瑰，但我的名字是 Elisa Day ”，因为人人都知将有不祥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，于是剥夺了她本来的名字，用一个宿命的名字来称呼她——“野玫瑰”，被称作“野玫瑰”的，是娇艳的美女，而且铁定死于非命。命名权的被剥夺，和命运的被掌握，往往同时发生。

左右为难之中，人们发现了一种较为保险的做法，就是把自己汇入一种集体身份里，从此就可以大大方方地使用“我是”了：“我是特种兵”、“我是歌手”、“我是车手”，财经网站推出的互动资讯专题叫“我是专家”。

集体身份像一个公众账户，不论你往里面存了多少钱，只要你被接纳了，就可以使用这个公共账户，获得一个大于自己评估值的虚拟身份。这大概是许多人寻求集体荫庇的重要原因。

所以人们会喜欢“ 007 电影”，詹姆斯·邦德总是在重要时刻出场，并直接亮明身份：“我是詹姆斯·邦德”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也不加任何前缀，哪怕是“军情六处”。他相信在特工的世界里，无人不识他，而他的名字也的确具有极大的震慑力，不需要忸怩作态。

事实上，更愿意相信这种震慑力的，是观众，内心深处，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有资格用“我是”宣示自己的存在，詹姆斯·邦德不过是个代行者，所以，“我是詹姆斯·邦德”会成为“ 007 ”系列的标志性台词，并且永远会出现在最著名台词的排行榜上，为它撑腰的，给它充当后台的，就是这种微妙的渴望。

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在每篇文章后面，放一张我拍的照片，说说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，以及拍摄时的故事。

这张照片，是2013年10月3日下午18点拍的，地点是喀纳斯。

那天，我们住在白哈巴，晚饭后，我们在小村子的街道上散步，几个哈萨克孩子，从街道那头跑过来，翻上木栅栏，坐在栅栏上聊天。

夕阳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。

已经算是晚秋了，空气中有枯叶的味道，还有四下里炊烟的味道。

这是他翻栅栏的那一瞬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