融入全球价值链会影响产出冲击的传导路径。在全球生产链中，供给和需求的信号会更快地跨境传播，整个生产体系会对外部冲击的传导更加敏感，外部冲击也会因此而被放大。供给冲击会向全球生产网络的下游传导，而需求冲击会上行传导。例如，某个零部件（即中间投入品）生产行业受到冲击，将会对依赖于该中间品的下游生产造成影响，2011年日本海啸事件即为典型案例。对于需求冲击而言，最终需求的变化会引起零部件库存更大幅度的变化，也就是“牛鞭效应”。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角色不同，有的更容易受到供给冲击的影响，有的更容易受到需求冲击的影响。
根据经贸关系的不同特点，有三种渠道可以传导外部需求冲击。在图1中，存在4个国家A、B、C、D。第一种传导机制是双边直接贸易，国家B的需求冲击可以通过A与B之间的直接贸易产生影响，中间的红色箭头。第二种传导机制是反射贸易，国家C受到国家B冲击后，会减少对国家A的贸易需求，即右侧的黄色箭头。第三种传导机制是全球价值链贸易，国家A出口的货物是国家D生产投入的中间品，国家B的需求冲击影响到国家D后，对国家A的中间品贸易需求会减少，即左侧的蓝色箭头。综上，一个冲击的最终影响会是以上三种机制合起来的效果。
图1 需求冲击传导的三种贸易机制
欧元区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了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价值链。欧元区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因此各有特点。从图4（chart 4）中可以看到，欧元区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密在于两者之间的直接贸易，美国是最重要的直接出口贸易目的地。从图5中可以看到，欧元区与中国、英国贸易关系紧密更多地在于在于中间品贸易，中国和英国作为中间品出口目的地的重要性均明显大于美国。这就意味着，美国国内最终需求的变化会通过贸易对欧元区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，但中国和英国的需求变化影响就相对小一些。就中国而言，欧元区产生的增加值会融合于中国的出口货物之中，中国往往会把这些增加值再出口到美国，当然也有出口到日本和韩国。而英国吸收了欧元区增加值后，会再通过贸易把这些增加值返回到欧元区，或者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全球市场。
图4 欧元区直接出口目的地分布
图5 欧元区间接出口目的地分布
对于欧元区的四大贸易伙伴而言，欧元区通过他们间接出口的最终目的地也各不相同，正如图7所示。对于中国，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欧元区的增加值融入到中国的出口中，最终销往其他发达国家（包括美国、日本等）。对于英国，在来源于欧元区的增加值中，大约43%最终又返回了欧元区，因而这种欧元区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实际上并不依赖于外需，而是依赖于欧元区内需的，此外还有22%也最终销往其他发达国家，主要是美国。对于美国，融入到美国出口的欧元区增加值最终销往的目的地较为分散，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新兴市场国家。对于俄罗斯，来源于欧元区的增加值融入到俄罗斯的出口后，最终目的地更可能返回欧元区，或者销往世界其他国家。
图7 欧元区价值融入主要贸易伙伴国出口后的最终目的地分布
美国国内需求对欧元区的贸易影响不仅体现在双边直接贸易上，也体现在反射贸易上。与此相对比，中国对欧元区的影响就会小得多。美国的需求对于很多国家而言都是重要的出口驱动力，如图8所示。欧元区本身也是中国、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重要的直接出口贸易目的地。所以美国在直接贸易和反射贸易两个渠道都有重要的影响力。反观中国就与美国差别明显。由于大量欧元区出口到中国的增加值，融入到中国生产中最终会再出口到美国，因而美国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冲击根源。虽然其他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在直接贸易上依赖于中国，但这些国家对于欧元区直接贸易重要性较小。
图8 主要贸易伙伴对非欧元区国家的贸易重要性
对传导机制的量化分析表明，部分贸易伙伴对欧元区的影响并没有贸易总额法显示的那么大，如表1所示。从传统的贸易总额法看，中国、英国与欧元区贸易关系紧密，但这种方法高估了中国和英国GDP冲击对欧元区的影响力。关键在于欧元区的出口贸易额中，有一部分价值会融入中国、英国的出口货物，这些价值最终并没有被中国、英国所吸收，而是被其他国家需求所吸收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美国的影响力并不会因为分析方法的改变而下降，甚至对德国的影响力还有所提升。
表 “贸易总额法”与“直接和间接贸易法”的影响测算结果对比
大多数国家对欧元区的贸易影响中，双边直接贸易机制占总影响的比重不到一半，反射贸易机制也占了一半左右，全球价值链机制占到了十分之一左右。当然，具体比重取决于贸易伙伴的特点，如图所示。就美国来看，主要影响机制是双边直接贸易（桔色）和反射贸易（黄色），当然价值链贸易机制（蓝色）的影响也是显著的。就中国来看，双边直接贸易和反射贸易的影响比重相仿，价值链贸易影响比重小于十分之一。就英国或者俄罗斯来看，双边直接贸易影响比重超过一半，反射贸易超过三分之一，其余影响来源于价值链贸易。
图 主要贸易伙伴1%实际GDP冲击的贸易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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